从南航“66名贵客”网络舆情看两种思维的冲突——兼谈曹林错误的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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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13日，“西安发布”向社会隆重报道了西安市委常委会扩大会，对前几天的学习考察活动进行了总结。文章特地提到，会议听取了有关网络舆情的情况汇报，也就是南航西安分公司一篇热情洋溢的宣传稿，将西安党政代表团的行踪暴露了底朝天。

结果，这“66个阶级兄弟”成了近年来国内最为显赫的代表团，在网络舆情中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皇帝盛装巡游。至于学习和取经，网民可不管这么多。他们心照不宣地围观这个代表团先后赶赴成都、重庆、南京、苏州4个城市考察，行程超过2000公里。一些新闻报道充满了暧昧的嘲讽，但是正文你根本看不出。这正是新媒体时代的春秋笔法。

     （这个标题，让人一下子想起了嘲讽性的“杜甫很忙”的系列漫画）

这个事件爆出后，各方都进行了解读，主要集中在涉事单位的媒介素养上面。比如，中国青年报的曹林在中青在线发文，认为“舆情无感的傻白甜宣传员就是一枚定时炸弹”。但是，这个评论是非常不正确的。理由我接下来进行解释。

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舆情已经闹得很厉害了。我们现在理性分析一下：这个事件中，各方有错吗？或者，错在哪里？

西安方面。在南航12日出具的事件说明（这是不可原谅的姗姗来迟）中，特地表明西安并未提出相关要求。但是作为一个航空客户，即使提出一定的服务要求，也是无可厚非之事，而且，飞机座位除了临窗，可有谁认为前排是个好位置、特权位置？更何况这种做法也未违背“八项规定”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，如果西安的宣传文章是这样写法：“为了形成工作氛围，所有人员的座位适当进行了集中安排”，是不是就不会引发社会质疑？所以我的看法是，西安方面没有什么错，是一种躺枪。

南航方面。作为企业，服务好优质客户是天职，无可厚非。如果还以央企自居，一切都官僚风格，反倒是坏事。但它的错误之处有两点，一是语气不该如此“自恋”，而正是这个错误引发了舆情；第二是情况说明，迟滞至12号才发出，已经错失黄金期，失去公信力——人们只会相信，是西安和南航反复磋商后，才出了这个证明，并定下由南航来背这个锅。

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，舆情的两个涉事方一开始并无太大的过错，为何最终演变成如此大的舆情？在这里，有必要引入一个社会学和传播学双重意义上的词汇：场域。可以说，西安和南航，是败于舆情场域这个特殊战场。

场域就是一个特定的情境和空间。在这个空间里，存在各种不同的力量，他们不再是孤立存在的力量，而是相互博弈、相互作用，并决定最后输出的舆情结果。在这个事件中，出现了三方力量：南航、西安代表团和围观网民。但网民在这个场域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和话语权，他们带着批判性的有色眼镜，看着所有涉及权力、特权、官员的事情，因此这个事件最后形成的舆情，肯定是有所扭曲并不利于前两者的。

在网络舆情场域里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斥着各种“阴谋论”。由于政府和官员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公信力，网民在网络舆情场域里，总感觉和他们沾边的事，都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很容易捕风捉影，形成“权力绯闻”。

西安代表团和近年来因为航班晚点而舆情缠身的南航，构成了这个舆情场域中的双生子、难兄难弟，他们双方的结合，本身导致了火花四溅的化学反应。两者身上太多的槽点，涉及官员、央企、特权、勾结、公款、腐败等各种敏感特征，想不火都难的。

在一定意义上，网络舆情是个“现实扭曲场”，天然带有情绪性和某种非理性。它和现实中的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都有着显著的区别。官员和权力在主流媒体营造的舆论场中，是以“宣传神像”的面目出现的，而在网络舆情中，却恰恰相反，是经常被揶揄和嘲讽的对象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，为何“西安发布”推送的关于党政代表团的严肃政治新闻，被转发后会在网络上引来这么多的嘲讽性跟帖和留言，沦为一个“正儿八经讲段子”的新闻。

我们由此可知，任何涉及公权力的部门和个体，在进行信息发布的时候，在考虑传统的新闻“5W”之外，必须再加一个“W”，那就是网络舆情，构成新媒体时代影响舆论的“6W”方法。也就是说，在5W的基础上，还必须要时刻站在网络舆情的视角来进行自我形象关照，排除信息中的所有的舆情敏感点、槽点和带电点，确保信息发布安全，而不是抛出一个信息炸弹。

南航宣传员肯定没有考虑到这个崭新的“W”，只顾陶醉于自我宣传之中，从而陷整个南航系统和“贵客”于网络舆情的泥潭之中。但是中青报的曹林因此将之称为“傻白甜”，并认为该宣传员是个“定时炸弹”，却也是有失公允的。从个体的关系来说，曹林应该给这宣传员致以歉意。

这是因为，简单地将这个板子打在宣传员的身上是不公平的。这个板子应该打在南航宣传和所发布媒体网站的“把关人”身上。在眼下的新媒体时代，我们所面临的所有信息安全风险，就潜伏于“把关人”这个脆弱的环节上。

传统媒体时代，所有的信息安全都维系于从总编辑到普通编辑的层层“把关人”身上，他们除了修饰文字和立意，就是关注政治正确和舆论导向。一个记者的成长，经常伴随着政治社会风险的如影随形，并随时可能因为一个不起眼的疏漏（比如“温家室”之类的字眼）就将整张报纸带进沟里，而“把关人”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，筛查出这个风险点并将Self-Censorship（自我审查。西方媒体将之视为贬义词）植入年轻人的大脑中。过于指责年轻人是意义不大的，“把关人”应该富有担当，否则这就类似于航行于惊涛骇浪之中，精力旺盛的水手奋力摇桨，而船长室却阒无一人——这无疑是一条自取灭亡的凶险之路。

如果说，南航这个负责写作的宣传员没有经验，只会写一些摇旗呐喊的文字，那么部门的负责人哪里去了？发布该文字的网站负责人又干什么去了？我们不敢想象一个人完成了从写作到发布的全部流程。我们只能说，出现如此错误，只能是“把关人”严重失职，或者存在严重的新闻素养问题！我们当然也理解曹林可能避免指责的扩大化，但是如此直接剑指这个宣传员，本身是有失公平的。

但是作为“躺枪”的西安党政代表团，该如何应对这个舆情？

虽然大可以两手一摊，说“不关我事，我们是冤枉的！”更何况南航确实出具了“责任豁免”说明书，进行了大包大揽。但我们看到的结果是，这个代表团受到了“不怀好意”的围观，变成了网络中的一个笑柄。无论如何，不应对这个舆情，是不负责任的行为。

13日该市召开的常委扩大会，向社会大张旗鼓地报道，这个做法是值得商榷的。本来已经成了舆论场中的灰色主角，一举一动都成了演技，此时何必再大秀一把？莫如低调一点，或者干脆延缓举行这个发布会，可以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，比如在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会议之后再行召开。这样就可以避开网络舆情的集中关注，不再做舆情主角。

但是官场自有自己的强大逻辑：不开这个大会，如何向上面表明一把手在辛苦做事？如何形成权力和行政的仪式感，并以此形成积极干事的推动力、凝聚力？这种逻辑显然会碾压舆情应对的逻辑。两种逻辑的不可调和，也构成了国内网络舆情经常爆发的特殊情境。

我在这里想说的是，在一个重视舆论的社会里，做任何事情，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新闻界怎么看？公众怎么看？传播活动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活动一样，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极其重要的软实力影响因子，需要以一种战略眼光看待传播的成败得失。但在我们这里，领导干部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，是官场因素。如果多考虑传播因素，我们的工作会不会更为顺利？

但是西安的常委会毕竟提到了这个网络舆情，会议指出，这次舆情“为我们敲响了一次作风建设的警钟，敲得及时，敲得必要”。一顿一挫，满满的官方语言的仪式感。这虽然本身应该看做是一种舆情的应对，但或许也暗含这样的思量：虽然舆情聚焦了我们，但是我们没做亏心事，为何就不能堂堂正正地开大会、做总结？